長庚大學新興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 施信如 2021年07月08日 1. 這個研究為什麼重要？ 這是在實驗室做的研究，可以很仔細的比較四種不同的單株抗體，分別針對四種變種病毒：Alpha、Beta、Delta、D614G的保護力。

陷入這種境地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他注意到決策者為拉丁美洲建議的改革措施，出現引人注目的觀點趨同現象，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智庫，以及美國政府的經濟機構，都提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改革想法。

曾任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顧問、現任劍橋大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韓裔學者張夏准，2007年在《富國的糖衣》曾以「壞撒瑪利亞人」（Bad Samaritans）形容富裕國家的虛偽。隨著股市飆升而工資停滯不前，收入和財富都在向上聚攏，而不是向下流動。」斯蒂格利茨強烈質疑「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是否存在新自由主義已經破壞民主近40年了。文：向駿博士（中華戰略學會理事，《拉丁美洲經貿研究》季刊創刊總編輯）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2017年出版的《貿易的取捨》（Straight Talk on Trade）指出，經濟學家「為支撐過去數十年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種種安排，提供了知識架構、敘事和理據（如果你認為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新自由主義，那也可以）。

」 2021年4月11日威廉森逝世，享年83歲。隨著股市飆升而工資停滯不前，收入和財富都在向上聚攏，而不是向下流動。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

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12月22日勞動2字第970130987號： 雇主若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故可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依比例減少工資，惟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原約定按月計酬之全時勞工，每月給付之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至於參與對象，《就業保險法》第5條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下列受僱勞工， 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已辦理登記並僱用員工1人以上的單位，就應該幫員工辦理參加就業保險），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根據統計110年4月底勞工保險約有58萬2938個投保單位，1064萬3713人參加勞工保險，其中206萬5424人為職業勞工。Photo Credit: 中央社 如果是從保險資格而來的給付，是屬於事先加保、風險發生而有的給付，通常不會再檢核其經濟狀況（例如資產調查或排富），只要符合資格就可以請領給付。

另外，「部分工時受雇勞工生活補貼」原先立基於110年4月30日當日有參加就業保險，投保薪資在23100元以下者，針對停業而非失業，無法符合申請失業保險給付，可以申請紓困給付一萬元。第三，避免資源過度集中、重複受領，而規定「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紓困相關補助、補／津貼」。

這也是透過資格認定就可以申領紓困，而無需證明是否有因為疫情而導致所得減損，同樣地也會遇到沒有就業保險資格或當日加退保，進進出出就保系統的部分工時者可能無法申領紓困的問題，7月7日勞動部放寬為凡是110年4月份任1日有參加就業保險者即可。如何正確且有效率地標定（targeting）需求人口，牽涉到兩個層面，第一是如何定義紓困的需求人口？亦即，到底誰該被紓困？所得有損失就是紓困要幫助的對象嗎？還是因為疫情而生活困頓的才是要幫助的對象？月薪15萬元被減為八萬元的人，需要被紓困嗎？，第二是，用什麼方法正確標定出需求人口群？ 針對這些社會保險無法保障的人口群，勞動部用「職業工會加保中」、「投保薪資24000元以下」、「個人綜合所得稅總額未達綜合所得稅課稅標準40萬8000元」這三個主要條件來偵測。偏偏在職業工會加保的這群人口，他的「投保薪資」、「綜合所得稅總額」恰恰不見得能完全反映其經濟水準，他們的所得可能沒有如實反映在國家的租稅系統資料中，用這樣的偵測工具，每人三萬元的紓困發生了「外溢效果」，這個方案給付額度高，經費規模也相當高，後續就衍生了民眾認為紓困方案的不符合公平正義的批評聲浪。就業保險則有53萬5743個投保單位，711萬5474人參加就業保險。

請領期間，有受其扶養眷屬者，每一人按申請人離職辦理退保當月起六個月平均投保薪資10%加給給付，至多20%）。換言之，即便無須證明因疫情而所得減損，以上問題核心都在於「用什麼方法標定出勞動者」請領期間，有受其扶養眷屬者，每一人按申請人離職辦理退保當月起六個月平均投保薪資10%加給給付，至多20%）。被放無薪假的勞工，他仍最低有基本工資的收入，但還可以有什麼收入呢？減班休息的勞工可以運用「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安心就業計畫」、「安心即時上工計畫」。

文：鄭清霞（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兼系主任） 當勞動者遇到因為疫情而導致工作量降低，收入短少情況，正式的制度性回應主要有兩種，一是就業保險，其次是《勞基法》對於無薪假勞工的保護措施。方案二：月投保薪資超過於24000（110年擴大辦理，即月投保薪資等級在25200元以上）之勞工，給付新台幣1萬元。

這也是透過資格認定就可以申領紓困，而無需證明是否有因為疫情而導致所得減損，同樣地也會遇到沒有就業保險資格或當日加退保，進進出出就保系統的部分工時者可能無法申領紓困的問題，7月7日勞動部放寬為凡是110年4月份任1日有參加就業保險者即可。為了認定誰是「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勞工」，設定必須在今年（110年）4月30日已經由職業工會參加勞工保險者，其次，設定「具中華民國國籍、108年度個人各類所得總額未達新台幣40萬8000元」用以排除中高收入者。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其次是無薪假，無薪假期間，公司雖然可以依照工時調整薪資，但是基於《勞基法》規定勞工基本生活保障，仍須提供薪資，金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目前基本工資為每月24000元），亦即即使整月份全面停工，雇主仍應給付勞工基本工資。申報條件：方案一：月投保薪資未超過24000元（含）以下之勞工，給付新台幣3萬元。Photo Credit: 中央社 如果是從保險資格而來的給付，是屬於事先加保、風險發生而有的給付，通常不會再檢核其經濟狀況（例如資產調查或排富），只要符合資格就可以請領給付。這些納保對象若符合就業保險請領條件： 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至於參與對象，《就業保險法》第5條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下列受僱勞工， 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已辦理登記並僱用員工1人以上的單位，就應該幫員工辦理參加就業保險），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根據統計110年4月底勞工保險約有58萬2938個投保單位，1064萬3713人參加勞工保險，其中206萬5424人為職業勞工。

如何正確且有效率地標定（targeting）需求人口，牽涉到兩個層面，第一是如何定義紓困的需求人口？亦即，到底誰該被紓困？所得有損失就是紓困要幫助的對象嗎？還是因為疫情而生活困頓的才是要幫助的對象？月薪15萬元被減為八萬元的人，需要被紓困嗎？，第二是，用什麼方法正確標定出需求人口群？ 針對這些社會保險無法保障的人口群，勞動部用「職業工會加保中」、「投保薪資24000元以下」、「個人綜合所得稅總額未達綜合所得稅課稅標準40萬8000元」這三個主要條件來偵測。第三，避免資源過度集中、重複受領，而規定「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紓困相關補助、補／津貼」。

離職退保當日前三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一年以上者。但如果財源是稅收編列，則會考量「錢要花在刀口上」，而設定若干條件，希望能夠打中目標群體。

另外，「部分工時受雇勞工生活補貼」原先立基於110年4月30日當日有參加就業保險，投保薪資在23100元以下者，針對停業而非失業，無法符合申請失業保險給付，可以申請紓困給付一萬元。就業保險則有53萬5743個投保單位，711萬5474人參加就業保險。

可以申請領取失業給付，給付水準是投保薪資的60%（按投保人離職辦理退保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投保薪資60%給付，自申請人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第15日起算。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的勞工，可能沒有就業保險的保障，無法在受到疫情影響而非自願離職情況下申請失業給付。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偏偏在職業工會加保的這群人口，他的「投保薪資」、「綜合所得稅總額」恰恰不見得能完全反映其經濟水準，他們的所得可能沒有如實反映在國家的租稅系統資料中，用這樣的偵測工具，每人三萬元的紓困發生了「外溢效果」，這個方案給付額度高，經費規模也相當高，後續就衍生了民眾認為紓困方案的不符合公平正義的批評聲浪。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12月22日勞動2字第970130987號： 雇主若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故可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依比例減少工資，惟為保障勞工基本生活，原約定按月計酬之全時勞工，每月給付之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換言之，即便無須證明因疫情而所得減損，以上問題核心都在於「用什麼方法標定出勞動者」

位於城市邊緣的河岸國小意外成為各種資源與福利制度下的漏網之魚，其家長與孩子所承受的貧富衝擊在藍佩嘉筆下有了細緻的呈現，她更因此指出「地理位置的邊緣化與社經地位上的弱勢經常被混為一談，進一步導致政策不彰與資源錯置」。看見階級的再製與傷痕 在聚焦研究者的凝視範圍後，藍佩嘉選定了台北市蛋黃區以中產家庭學生為主的公立國小（化名為「天龍國小」），和位於新北舊社區以勞工家庭學生為主的「河岸國小」做比較，後來又決定將城鄉差異納入研究，新增宜蘭縣貧困的小型漁村學校（海濱國小），以及以「島內移民」的中產家庭為主的另類實驗小學（田園國小）。

作者：人文．島嶼（採訪撰文：葉靜倫｜編輯、攝影：陳怡君） 2019年，春山出版社的《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引起親職教育領域旋風般的震動，這是台大社會系教授、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主任藍佩嘉八年心血之作。2018年英文版專書《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率先上市後，藍佩嘉帶著研究成果在英國、美國、瑞士、澳洲、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等無數國家做過討論，改變了許多國家對亞洲「虎媽式教育」的偏狹想像，讓世界看見台灣父母的異質與多元，以及全球競爭在亞洲父母身上所觸發的親職焦慮。

中文版書名《拚教養》已經道盡整個研究的軸線──家庭要承擔的除了「教」，還有「養」，亦即除了觀念、方法、態度的傳遞，還有拉拔孩子所需面對的生存現實。過往在社會學的論述中，引自西方的全球化討論多集中在商業競爭、跨國資源流動、勞動力的資本與剝削等，鮮少人指出它對台灣甚至亞洲社會的影響，其實更全面、細緻與深遠的遍布在生活中。」 全球化下的台灣階級樣貌 另一方面，藍佩嘉追問的不僅是階級，還是「全球化之下」的台灣階級樣貌。她也強調，在台灣的全球化討論中，往往將西方與美日的教養方式過度浪漫化，忽略了他國制度與本地環境的衝突，以及文化改造的困難。

換言之，不同條件的家庭會做出什麼樣的教養決策，這樣的決策又有多大程度受到父母的焦慮所驅動，焦慮又究竟來自何方，都是研究中試圖釐清的重點。許多亟欲將孩子培養成「世界人」的中產家長，更極力與傳統在地的教養模式切割，甚至以此區隔中下階級父母，然而這不僅落入台灣長期以西方價值觀為主流的偏誤，更「複製了地球村的權力階序」。

在選定四個小學後，藍佩嘉從參與學校教學現場及個案家庭的生活開始，以父母為主體展開一連串的近身觀察、訪問、調研與分析，並且以家長們為孩子設定的「保安策略」（security strategy）與所追求的「教養益品」（goods，指養育者所偏好追求的教養目標）為核心，剖析當代台灣父母如何體現與再製各種階級的優勢與傷痕。我們的花園跟他們的廢墟，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

尤其此研究鎖定的是小學生家庭，因為進入中學後的青少年，不僅生活比重更大程度集中在課業與考試，且個人性格愈發鮮明、主觀意識增強，極大程度影響甚至衝撞父母的安排，難以真實看出現代父母最開始設定的教養全貌。此外，校內親子活動也以異性戀父母和全職母親等單一原型來設計，忽視移民家庭、單親家庭、隔代教養等多元家庭的存在。